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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濟體制的重大變革使中國的社會經濟發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變化,世界為之震驚。改革開放30年來,中國教育為適應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與時俱進地進行了教育體制改革的不懈探索。

        基礎教育逐步轉向義務教育政府辦

        2001年7月19日下午,正在安徽阜陽考察稅費改革試點工作的國務院總理朱镕基專程來到潁上縣十八里鋪鄉宋洋小學。

        有著30多年歷史的宋洋小學是一所村中心小學,現有學生508人,在職教師13人。望著教室里幾十張破舊的課桌,朱镕基問校長王偉:“怎么沒有凳子?”王偉解釋:“為了節省經費,凳子都是學生自己帶,F在放假了,學生就把凳子帶回家了!

        “這些課桌有多少年歷史了?”朱镕基問。

        “20年!

        “20年都沒有換過嗎?”

        “沒有!

        “這個學校在縣里是什么水平?”

        “中等!

        朱镕基沉默良久,摸著斑駁的桌面感慨地說:“很艱難!”

        考察后,朱镕基在宋洋小學召開農村基礎教育座談會,聽取鄉鎮干部和中小學教師對義務教育的意見和建議。

        通過和鄉鎮干部、中小學校長的一番對話,朱镕基感慨萬千:“感謝大家讓我了解到了真實情況。任何一個國家,義務教育都是政府的責任,我國也不能例外”,“義務教育事關中華民族的復興,絕不能削弱!”

        正如飯需要一口一口地吃,路需要一步一步地走。任何事物的發展都是在一定歷史條件下進行的。中國義務教育體制適應基本國情經歷了艱難曲折的探索。

        基礎教育管理體制的第一次變革:調動地方積極性,依靠人民群眾辦教育。新中國成立以后,基礎教育事業有了很大發展。但一直到改革開放以前,中國曾提出過發展意義上的“普及教育”的概念,但并沒有使用法律意義上的“義務教育”概念。1985年《中共中央關于教育體制改革的決定》提出“實行九年制義務教育”,次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義務教育法》正式頒布實施。

        普及九年義務教育的宏偉目標提出之后,艱巨的任務與中央政府當時無法包辦之間的矛盾就凸顯出來。為此,從實際國情出發,《決定》進一步提出,“實行基礎教育由地方負責、分級管理的原則,是發展我國教育事業、改革我國教育體制的基礎一環”,“把發展基礎教育的責任交給地方”,“基礎教育管理權屬于地方”!稕Q定》還要求,“為了保證地方發展教育事業,除了國家撥款以外,地方機動財力中應有適當比例用于教育,鄉財政收入應主要用于教育”,“地方可以征收教育費附加”,“在自愿的基礎上,鼓勵單位、集體和個人捐資助學”;A教育實行地方負責、分級管理的體制,改變了中央過于集權的體制,極大地調動了地方政府和人民群眾(主要是農民)的辦學積極性,為在當時艱難的條件下實現“兩基”目標提供了體制保障和社會支持。

        從20世紀80年代的《中共中央關于教育體制改革的決定》到90年代的《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中央文件中并未出現“人民教育人民辦”的提法,所謂“人民教育人民辦”只是在基層實踐經驗的基礎上,人們對人民群眾主要是廣大農民積極支持和熱情參與義務教育的實際行動的一種概括,也是當時億萬人民對中國基礎教育所作的重要創舉和巨大貢獻。山東平度等許多地方在普及義務教育方面所作的積極探索是當時“人民教育人民辦”的突出典型。20世紀80年代,平度教育以率先創立“人民教育基金”,實施基礎教育、職業教育、成人教育三教統籌,“經(農)科教結合”而聞名全國。1987年、1988年,全國和山東省先后在平度召開了農村教育為當地經濟建設服務經驗交流會和現場會,將這一創新性的實踐經驗向全國推廣,為基礎教育的發展確立了榜樣和標桿,也為中國基礎教育改革決策的出臺提供了實踐探索方面的寶貴經驗。

        依靠地方和人民群眾辦基礎教育的體制,調動了各地辦學的積極性,也促進和加快了各地基礎教育特別是義務教育的發展進程。但由于中國區域之間經濟社會發展的不平衡和明顯存在的城鄉二元結構,各地發展基礎教育的財政能力存在巨大差距,這也就導致了在普遍發展基礎上的區域之間、城鄉之間基礎教育差距的擴大。

        為了確保中國義務教育的基本普及,中央和地方各級政府采取多種有力措施,向弱勢地區和弱勢人群傾斜。普及九年義務教育的難點被鎖定在貧困地區、貧困農村和貧困家庭,這些也因此成為政府努力的重點!熬盼濉焙汀笆濉逼陂g,為促進中西部地區普及九年義務教育,國家實施第一期和第二期“貧困地區義務教育工程”,使全國范圍內的義務教育發展最大限度地減小了差距,減少了不均衡現象。

        在此期間,聽從黨中央、國務院的號召,中國城鄉的廣大人民配合政府也做了大量推進“兩基”的艱苦工作,特別是在廣大的農村地區,人民群眾有錢的掏錢、有力的出力、有物的捐物,在廣大的鄉間蓋起了一所所新學校,使中國在20世紀末基本實現“兩基”的目標得以達成。在中西部貧困地區的許多地方,當地最好的房子是學校,學校里也大多豎立了在建校中捐款出力的人名碑,老百姓深情地說,這是政府與百姓攜手共建的一座座豐碑,是我國的基礎教育得以充分發展的基礎。

        基礎教育管理體制的第二次變革:實行義務教育政府辦。中央政府行為力度的加大,極大地促進了中國基礎教育的發展特別是義務教育的普及。2000年中國如期實現了基本普及九年義務教育的基本任務。但是,在廣大農村、邊疆和少數民族地區的義務教育發展中卻仍然存在困境和諸多實際的問題。

        2000年3月,國務院決定在安徽省開展農村稅費改革試點,探索建立規范的農村稅費制度和從根本上減輕農民負擔的辦法,從而揭開了農村稅費改革的序幕。農村稅費要改革,要減免,要減輕農民負擔,那么改革后的農村義務教育經費如何保障?

        2001年,國務院召開全國基礎教育工作會議,對農村義務教育管理體制進行了重大改革,明確了農村義務教育“實行在國務院領導下,由地方政府負責、分級管理、以縣為主的體制”,并要求中央和各級政府要加大財政轉移支付力度!耙钥h為主”的管理體制從總體上促進了中國農村義務教育的發展,應該繼續堅持和落實,同時也應該得到進一步的完善和發展,特別是不能被錯誤地理解為教育投入僅以縣為主!肮芾硪钥h為主,投入分級負擔”,強調提供公共服務的各級政府對九年義務教育的責任,明確各級政府發展義務教育的財政責任。鑒于今天中國區域之間、城鄉之間經濟社會發展的巨大不平衡性和差異性,強調這一原則就更具現實意義。

        實行免費義務教育:建立義務教育經費保障新機制。2005年11月28日,溫家寶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第五屆全民教育高層會議上的致詞中向世界莊嚴宣布:“教育公平是全民教育的靈魂。沒有教育機會的均等,就談不上社會公平……從明年開始,中國將用兩年時間在農村全面免除義務教育階段的學雜費!敝袊赓M義務教育的序幕由此拉開。

        2005年12月24日,《國務院關于深化農村義務教育經費保障機制改革的通知》,對農村義務教育經費保障機制作出了明確規定和重大調整!锻ㄖ诽岢,按照“明確各級責任、中央地方共擔、加大財政投入、提高保障水平、分步組織實施”的基本原則,逐步將農村義務教育全面納入公共財政保障范圍,建立中央和地方分項目、按比例分擔的農村義務教育經費保障機制。中央重點支持中西部地區,適當兼顧東部部分困難地區。在2006年春節前后,中國西部農村的學齡兒童都得到了一張類似于新年賀卡的卡片,拿著它上學可以不再交學費、雜費和書本費,這是中國政府送給西部廣大地區的農村孩子最好的新年禮物,也是中國政府排除萬難,提前數年,第一次兌現《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承諾。

        2006年6月29日,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了新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義務教育法》。該法規定:“實施義務教育,不收學費、雜費。國家建立義務教育經費保障機制,保證義務教育制度實施!彼鼧酥局鴮嵤┟赓M義務教育已經上升為國家意志,被海內外廣泛譽為“中國教育發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這也標志著中國義務教育實現了由“人民教育人民辦”到“義務教育政府辦”的重大歷史性轉變。

        高等教育打破部門辦學管理體制

        20世紀90年代,隨著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政府管理經濟和企業的職能已發生重大變化,由直接管理為主逐漸轉向間接管理為主,由微觀管理為主轉向宏觀管理為主,國有企業也下放或轉制到地方。在這一社會發展的背景下,高等學校的管理仍然過于集中。時任國務院副總理李嵐清在其教育訪談錄中對當時中國高等教育管理體制存在的問題曾有形象的闡述:

        在改革前,我國的高等教育基本格局是中央一套,地方一套,低水平重復建設。中央部委的院校辦學是面向全國、面向行業的,地方需要人才不能從那里得到滿足,地方就要自己辦一套。而中央所屬高校也是分別由各部委辦的,后來有不少地方的行業行政管理部門(廳、局)也辦了高校。此后,有的地方就形成“你有什么,我也有什么”,與中央部門所屬院校和專業設置更加重復。我曾形象地描繪當時高等教育資源被分割的局面,就好像一塊蛋糕,先被橫切,再被豎切,左切右切,最后被切成蛋糕屑了。中央部委所屬的高等院校雖然歷史較長、基礎較牢,但由于數量太多,經費有限,主管部門鞭長莫及,高校發展步履維艱。改革前中央部委所屬院校共有571所,僅機械部一個部就有25所。當時有的部委直屬高校的同志無奈地說,我們出身于“多子女家庭”,一碗飯得大家分著吃,只能熬苦日子。而地方所屬高等院校的總體情況是辦學歷史較短、基礎相對較差。盡管與中央所屬院校的許多專業是重復的,但因為它們是地方的“親兒子”,地方也得竭盡全力地予以支持,形成了一個大家都陷入低水平重復建設的困境。

        李嵐清在其教育訪談錄中的這段描述,真實準確地概括和反映了當時中國高等教育發展的狀況和管理體制存在的弊端。

        高等教育管理體制改革的艱難歷程。高等教育管理體制改革是中國高等教育改革的重點,也是難點。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直接主管教育工作的李嵐清對此給予了高度重視和大力推動。1994年、1995年和1996年國務院辦公廳分別召開了三次高教管理體制改革座談會,在改革實踐的基礎上認真總結了以往的經驗,明確了改革思路。1998年,高教管理體制改革經驗交流會召開,提出了“共建、調整、合作、合并”的“八字方針”。之后,在中央政府領導下,以1998年國務院機構調整為契機,教育部、財政部、國家計委等有關部委在各地的配合下,對國務院部門(單位)所屬院校集中進行了三次大的調整,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部門辦學的體制問題。

        一是抓住1998年政府機構改革之機,國務院作出《關于調整撤并部門所屬學校管理體制的決定》,首先對撤銷的國務院9個部委所屬的93所普通高校、72所成人高校以及許多中專和技校的管理體制進行了調整,其中的81所普通高校實行中央與地方共建,以地方管理為主。二是在1999年初,又對5個軍工總公司所屬的25所普通高校、34所成人高校以及幾百所中專和技校的管理體制作了調整和改革。三是隨后在總結經驗的基礎上,國務院又作出《關于進一步調整國務院部門(單位)所屬學校管理體制和布局結構的決定》,對國務院機構改革后的50個部委和單位所屬高校的管理體制及布局結構進行了調整和改革。此外,在教育部受國務院委托管理的72所高校中,也已經有34所與地方實行了共建。

        這一前所未有的大規模改革前后總共經歷了近十年的時間,基本上完成了新中國歷史上最大的一次高等教育宏觀管理體制改革和布局調整。盡管其間遇到了很多難題,但都一一適當地化解了,平穩地過渡到新的管理體制之中,從而形成了中央和地方政府兩級管理、分工負責,在國家政策指導下以省級政府統籌為主的新體制。除少數關系國家發展全局的高校以及行業的特殊性強、地方政府不便管理的高校繼續由國務院委托教育部和其他少數部委管理外,多數高校均由地方管理或以地方為主管理。原來國務院有關部門直接管理的367所普通高校,改革后只剩下111所(2007年前后又有了進一步的調整),其他大多數高校實行了省級政府管理、地方與中央共建的體制。從權限變動到同心共建是這次高校管理體制改革的關鍵點,意在變“條塊分割”為“條塊有機結合”。部分原本就是省屬的高校(如鄭州大學、山西大學等),在隸屬關系不變的情況下,也實行了與教育部共建。中央和地方共建一批學校,保持了穩定,同時也較好地解決了中國高等教育發展所面臨的各種矛盾與困境。

        高校管理體制改革要解決的第二個問題是中央與地方的關系。在這方面,中國于2000年邁出了決定性的一步,實行了兩個重要的新政策:一是把高職學校的審批權下放給省級政府。以前所有高校都要由教育部審批。盡管此前曾有將研究生以下的學歷教育下放給省級地方的動議,但很快就被否定了。二是把相應?茖哟蔚恼猩媱潤嘞路诺绞,中央只管本科。教育部與國家發改委反復磋商,最后取得一致意見。這是從實際出發和思想解放的結果,也是中國高校管理體制改革的重大突破。這兩個權力的下放,擴大了省級政府的統籌決策權。

        在世紀之交的高等教育管理體制改革中,高校的合并成為最易為社會和百姓所感知的一件大事。20世紀90年代初期,一些地方按優勢互補的原則對當地高校的布局結構進行了調整,出現了南昌大學、上海大學、揚州大學、廣西大學、延邊大學等由多所高校合并重組辦學的典型。在時任國務院副總理李嵐清倡導下,浙江大學被選定為高水平大學進行合并辦學的試點。1998年,原浙江大學、杭州大學、浙江農業大學、浙江醫科大學合并組建為新浙江大學,成為中國高校中的第一艘“航空母艦”。

        世紀之交,全國共有556所高等學校(普通高等學校387所、成人高等學校169所)經合并調整為232所高等學校(普通高等學校212所、成人高等學校20所),凈減324所。通過合并,一些地區高校重復設置、單科性院校過多、辦學規模過小的狀況得到明顯改善,高校布局結構調整出現好勢頭。整個體制改革和布局結構調整的過程波瀾壯闊而又相對平穩順利。

        高等教育體制改革的突破性進展。20世紀90年代以來,高等教育管理體制改革的主要形式包括共建、調整、合作、合并四種形式。改革的主要內容包括:改革部門辦學管理體制,淡化和改變單一隸屬關系,解決“條塊分割”問題,變“條塊分割”為“條塊有機結合”;正確處理中央與地方的關系,擴大省級政府統籌權;正確處理中央教育行政部門和中央各業務部門的關系;改善和加強中央政府宏觀管理的手段;在一定程度上擴大高等學校的辦學自主權。

        與此同時,高等教育為適應市場經濟發展所作的其他各項改革也取得突破性進展。例如,高校畢業生就業制度的改革已經取得歷史性突破,打破了過去“包分配”和“包當干部”的傳統模式,經過供需見面、雙向選擇、自主擇業等階段,初步建立起了“市場導向、政府調控、學校推薦、學生與用人單位雙向選擇”的新機制。當然,這些積極的探索仍在不斷地調整和完善之中。

        在這一時期,以高等教育管理體制和機制改革為開端的高教改革不斷深化。中國高校在宏觀管理體制方面形成了中央和省兩級管理、以省為主管理的新體制,成功組建了一批學科齊全、人才會聚的綜合性大學;在辦學體制方面,民辦高校從無到有、迅速發展,公辦高校和民辦高校共同發展的辦學格局初步形成;在投入體制方面,加大政府投入,形成了以政府投入為主的多元化投入體制;在招生和就業制度方面,有利于選拔優秀人才、實施素質教育的高校招生考試制度在探索中不斷完善,積極推進“市場導向、政府調控、學校推薦、雙向選擇”的畢業生就業制度建設;在學校內部管理體制方面,人事和分配制度改革取得進展,激勵機制、競爭機制和流動機制不斷完善,后勤社會化普遍推行。這些改革大大增強了高等教育的發展活力,也為推動中國社會事業改革積累了經驗。由于教育工作的制約因素眾多,也使一些改革相對遲緩。例如擴大高等學校辦學自主權問題,處理好高校逐漸加大的行政化傾向等問題,在1985年的《中共中央關于教育體制改革的決定》中就曾提出過,但由于條件和時機均不成熟,社會誠信體系等相關配套環境仍不具備或不夠具備,所以很難有全局性的體制突破和標志性的進展。這些改革目標的實現寄希望于繼續不懈的改革之中。

        職業教育主動適應經濟社會發展需要辦學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中國經濟社會的發展,職業教育越來越受到國家的高度重視和社會的廣泛關注。正如溫家寶指出的,“職業教育具有鮮明的職業性、社會性、人民性”。這深刻地揭示了當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職業教育的根本屬性。

        職業教育的這一根本屬性決定了其外在的任務:培養技能型人才,參與生產服務和推進技術應用!奥殬I學校的基礎,是完全筑于社會的需要上;職業教育須適應社會需要”,這成為其內在的發展規律。在教育體系中,職業教育是與經濟社會發展聯系最為密切的教育類型,是典型的需求推動型的教育,必須主動適應經濟社會發展需要進行辦學。2005年的《國務院關于大力發展職業教育的決定》提出,“堅持‘以服務為宗旨,以就業為導向’”;“積極推動職業教育從計劃培養向市場驅動轉變,從政府直接管理向宏觀引導轉變,從傳統的升學導向向就業導向轉變”。這“三個轉變”,本質上是職業教育體制改革的戰略轉換,是對職業教育發展內在規律的遵從。

        從計劃培養向市場驅動轉變:推動職業院校面向社會、面向市場辦學。改革開放30年來,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經濟體制改革轉軌,在中國最具有創新性和決定性意義。由“計劃”到“市場”的基礎性資源配置機制的重大轉換,引發了經濟、社會、行業、產業和經濟主體基本屬性的深層變革。職業教育要適應經濟社會需求,就必須適應經濟轉軌這一重大制度變遷,必須實現從計劃培養向市場驅動轉變。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市場取代計劃、行政命令和國家控制,成為資源配置的基礎性機制。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建立和完善,教育特別是職業教育領域的資源配置開始受到市場的影響,傳統的政府計劃招生、包攬分配、包辦學校的做法已經不能適應人才市場的需要和市場機制的運行規律,職業教育在專業設置、招生錄取、課程安排、教學內容、實習實訓、畢業分配等諸多方面存在“計劃”與“需求”的差距,計劃趕不上變化和不適應變化的計劃失調成為普遍的現象,職業教育整體上面臨全方位的轉型。關門辦學的弊病受到各用人單位的質疑,培養目標需要按照市場、社會和企業的用人標準調整,生源、就業、教學設備、培養目標和教學過程等都必須適應市場和社會需求。因此,職業院校要堅持面向市場和社會辦學,根據經濟社會發展需要,確定培養目標,做到培養目標面向市場,辦學形式適應市場,專業設置瞄準市場,畢業生就業服務市場,積極為社會培養急需、適用的人才。為適應不同時期經濟社會發展需求,我國職業教育逐步確立了面向社會、面向市場的辦學方向。改革開放30年來,中國職業教育不斷主動適應經濟社會發展需求,并努力將其作為基本辦學方向,這一愿景和努力在不同時期的中央決策決議中得以體現,在教育法、勞動法和其他社會法律法規中得以規定,并貫穿于生動的職業教育發展和學校辦學的實踐中。

        經過30年的不斷探索,中國職業教育逐步適應經濟社會發展需要,特別是適應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的時代需求,確立了面向社會、面向市場辦學的基本方向,明確了“以服務為宗旨、以就業為導向”的職業教育辦學方針。這是職業教育體制改革進程中帶有方向性和里程碑意義的重大進展。

        從政府直接管理向宏觀引導轉變:調動多方面力量發展職業教育。職業教育具有鮮明的人民性。從中等職業學校在校生的構成看,80%的學生來自農村,相當一部分學生來自貧困家庭,因此,職業教育是平民教育,發展職業教育是民生之本;通過職業教育,為國家工業化、城市化、新農村建設培養技能型人才,是促進國家經濟發展的重要途徑;發展職業教育,提高受教育者的職業技能、就業能力、創業能力和綜合職業素養,對于促進就業、消除貧困、構建和諧社會等具有直接而廣泛的社會意義。

        接受職業教育是公民的一項權利,發展職業教育的責任主要在政府。在發展職業教育過程中要正確處理政府與社會、政府與學校、政府與行業、中央與地方之間的關系。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市場是配置資源的基礎性機制,職業教育的運行、改革與發展要圍繞市場、社會、企業的需求來展開。

        推進職業教育宏觀管理體制改革,努力理順政府職業教育管理職能分工,提高職業教育公共管理效能。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不斷探索將職業教育管理權限下放給地方政府。1993年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明確中央和地方教育管理分工:“中等及中等以下教育,由地方政府在中央大政方針的指導下,實行統籌和管理!边@一規定適用于中等職業教育的管理。

        2004年,經國務院同意,教育部等七部門建立了“職業教育工作部際協調會議”制度,加強對職業教育工作的統籌、協調和管理,共同研究推進職業教育的改革與發展。

        2006年11月16日,溫家寶在中南海主持召開職業教育工作座談會時指出:“要理順職業教育的管理體制,F在還是分散的,這種分散的體制不利于職業教育的發展!苯陙,一些地方(如上海、新疆等地),已經對職業教育管理體制作了調整,勞動保障部門不再直接管理技工學校,由教育部門統籌管理各類職業學校。

        加強結構調整,以中等職業教育為重點大力發展職業教育,促進教育協調發展。早在改革開放之初的1978年,鄧小平在全國教育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提出:“國家計委、教育部和各部門,要共同努力,使教育事業的計劃成為國民經濟計劃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這個計劃,應該考慮各級各類學校發展的比例,特別是擴大農業中學、各種中等專業學校、技工學校的比例!

        堅持政府主導,充分發揮行業組織的作用,實現產業結構與人才結構、行業人才需求與教育人才供給的銜接。長期以來,充分發揮行業、企業的作用是辦好職業教育和培訓的一條重要的歷史經驗,也是中國發展職業教育的一項重要政策。

        1985年《中共中央關于教育體制改革的決定》要求:“發展職業技術教育,要充分調動企事業單位和業務部門的積極性!

        2003年,教育部、國家經濟貿易委員會、勞動和社會保障部聯合印發的《關于進一步發揮行業、企業在職業教育和培訓中作用的意見》指出,行業、企業是我國職業教育多元辦學格局的重要力量,提出各級政府要依靠行業、企業發展職業教育和培訓,充分依靠企業,發揮行業作用,逐步形成政府統籌、行業指導、市場調節、企業自主開展職業教育和培訓的運行機制。

        近年來,各級政府普遍加強對行業、企業舉辦職業教育和培訓的領導和統籌,將其納入地方教育、經濟和社會發展的總體規劃,為行業和企業辦職業教育創造了良好的政策環境,提供了必要的保障條件,推動了相關制度建設。行業、企業舉辦的職業教育和培訓取得了很大成績,培養了大批經營管理人員、專業技術人員和生產服務一線的勞動者,為我國的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

        加快職業教育辦學體制改革,促進辦學主體的多元化,大力發展民辦職業教育。1985年,《中共中央關于教育體制改革的決定》提出要鼓勵集體、個人和其他社會力量辦學,提倡各單位和部門自辦、聯辦或與教育部門合辦各種職業技術學校。

        1993年2月13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要求各級政府充分調動各部門、企事業單位和社會各界的積極性,形成全社會興辦多形式、多層次職業技術教育的局面;改變政府包攬辦學的格局,逐步建立以政府辦學為主體、社會各界共同辦學的體制,并明確提出,在現階段,職業技術教育和成人教育主要依靠行業、企業、事業單位辦學和社會各方面聯合辦學。

        1996年,《中華人民共和國職業教育法》第二十一條規定:“國家鼓勵事業組織、社會團體、其他社會組織及公民個人按照國家有關規定舉辦職業學校、職業培訓機構!

        2002年,《國務院關于大力推進職業教育改革與發展的決定》提出,要“形成政府主導,依靠企業、充分發揮行業作用、社會力量積極參與的多元辦學格局”。

        近年來,各地普遍把民辦職業教育納入職業教育發展的總體規劃,落實支持民辦教育發展的政策,鼓勵和引導社會資金投資興辦職業教育。

        改革開放30年來的實踐表明,在政府主導下鼓勵民辦職業教育發展,不僅能夠促進辦學主體的多元化,而且能夠有效擴大職業教育辦學資源,還能夠在整個職業教育事業中引進民辦體制,讓公辦職業院校學習借鑒民辦職業院!百N近市場,機制靈活,運營高效”的體制、機制和模式上的優點,實現公辦和民辦職業教育的共同發展。

        從傳統的升學導向向就業導向轉變:提高學生就業能力、創業能力和綜合職業素養。職業教育具有鮮明的職業性。職業教育是工業化的產物,是同經濟社會改革與發展聯系最密切的教育類型,它發端于經濟,應當服務于經濟社會發展,并以經濟社會發展需求為動力。以就業為導向,總體上說就是職業教育培養的人才數量、結構和素質要服務于經濟社會發展,適應企業、行業和產業發展的需要,適應學生就業、創業、職業生涯可持續發展的需要。職業教育“最大的認可是實踐認可和社會認可,最終是用人單位的認可”。因此,我們加快推進職業教育辦學理念、模式和機制改革,促使職業教育從傳統的升學導向向就業導向轉變。堅持以就業為導向,就是要以企業對畢業生喜歡不喜歡、社會對畢業生滿意不滿意,作為衡量學校教育質量的客觀依據,將畢業生就業率作為評價學校、政府和教育部門職業教育改革是否成功和工作業績的評估標準。

        第一,在辦學方向上以就業為導向。堅持面向社會、面向市場、面向企業、面向農村,把加快職業教育發展與繁榮經濟、促進就業、消除貧困、維護穩定和建設先進文化緊密結合起來,促進職業教育與生產實踐、技術推廣、社會服務的緊密結合,努力使學生具有良好的職業道德、必要的文化素養和熟練的職業技能,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建設者和接班人。

        第二,在培養模式上以就業為導向。堅持與生產勞動相結合,著力培養學生的就業、創業能力,大力推行工學結合、校企合作和半工半讀,積極推廣“訂單式”培養;把德育放在首位,突出以誠信、敬業為重點的職業道德教育,引導學生樹立正確的人生觀、成才觀和擇業觀;突出職業教育的特點,重點加強對學生新知識、新工藝、新技術的培訓,建立健全頂崗實習制度,提高學生的綜合職業素質;積極推行和不斷完善學分制,加快建立彈性學習制度,使學生可以分階段、分地區完成學業,努力適應人民群眾接受多樣化職業教育的需求。

        第三,在辦學機制上以就業為導向。堅持實行政府主導、面向市場、多元辦學的機制,不斷深化體制改革和創新機制,充分發揮企業行業的作用,大力推動職業院校與企業密切合作、共同發展;積極推進東西部之間、城鄉之間的職業院校聯合招生與合作培養,充分發揮城市和東部地區優質職業教育資源和就業市場的優勢;進一步加強統籌規劃、綜合協調和重點建設,在每個地市重點建設一所高等職業院校,每個縣重點辦好一所起骨干示范作用的職教中心或中等職業學校,同時積極引導和推動民辦職業教育發展。

        總之,上述這“三個轉變”,是一個漸進的、曲折的過程,甚至是一個職業教育起落反復和興衰更替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中國職業教育從自身的基本屬性出發,遵循內在發展規律,圍繞不同時期經濟社會發展的外在需求,不斷主動進行本體自我調適,努力適應經濟轉軌、社會轉型、技術進步、產業調整、市場變化、企業發展、消除貧困、社會就業等各種具體的和鮮活的客觀需求。

        辦學體制改革中民辦教育異軍突起

        教育辦學體制是指國家規范教育辦學行為的體系與制度,主要涉及由誰舉辦教育、由誰投資辦學、可否有收益、學校產權關系、經營管理權的范圍等重大問題。辦學體制改革,主要就是改變單一的政府包攬辦學的體制,解決好政府、社會之間的關系,逐步建立以政府辦學為主體、社會各界參與共同辦學的新體制和新格局。

        在中國舊有的計劃經濟體制下,整個教育在辦學體制上形成了由政府包攬的格局。隨著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轉軌,中國的改革開放進入了新的歷史階段,中國政府確定了要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方向。要適應國家經濟體制的這一重大變革,改革傳統的教育辦學體制勢在必行。1993年國家頒布的《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提出,改革政府包攬辦學的格局,逐步建立以政府辦學為主體、社會各界共同辦學的體制。隨著中國教育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化,各地開展了對傳統公辦學校辦學體制進行改革的大膽試驗,使中國逐步突破單一政府包辦的教育舉辦體制,學校在辦學體制上呈現出日益多元化的趨勢。

        民辦教育異軍突起。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民辦教育從無到有,異軍突起。1992年,中國的四川省出現了改革開放以來第一所正規的民辦學校,引起了全國教育界,乃至全球范圍內的巨大震動。當年,在世界范圍內流傳著這樣一個趣談,外國人到中國旅游要看三件事:熊貓、長城和私立學校。中國的教育體系向社會力量開放標志著中國就要開始進入多元化的時代,而這個時代的開啟也說明了中國的教育體制(包括辦學體制、投入體制、管理體制等)將要發生巨大的變化。

        進入21世紀,以《中華人民共和國民辦教育促進法》的頒布為標志,中國發展民辦教育和辦學體制改革的有關政策進一步明確和法制化。在法律規范和政策指導下,中國的民辦教育得到了持續發展。2006年全國共有各級各類民辦學校(教育機構)9.32萬所(不含民辦培訓機構2.35萬所),各類學歷教育在校學生達2313.02萬人。在所有民辦教育領域中,民辦高等教育的發展是近年來高等教育辦學體制改革的熱點。民辦高等教育從無到有,由弱趨強,已成為中國高等教育體系中的重要力量。

        促進公辦學校辦學體制改革的探索。隨著中國民辦教育的迅速發展,中國教育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化,在辦學體制中如何處理好民辦學校與公辦學校的關系,改革公辦學校由政府單一包辦的辦學體制,逐漸成為改革與發展的重要問題。這一時期,各地紛紛借鑒民辦教育的管理經驗,結合當地實際對傳統公辦學校辦學體制進行大膽改革,中國公辦學校在辦學體制上逐步出現了一些探索性的嘗試。

        從全國范圍看,這一時期,中國基礎教育階段公辦學校改制試驗的主要模式,大致可分為以下幾類。

        經營承包型的轉制試驗模式。如“學校國有、民間承辦、自主辦學、經費自籌”,“混合型”或“聯辦型”模式。這種類型的學校采取原公辦學校的人事編制和經費渠道不變,引入民營機制辦學的模式。如利用民營企業資金,與民營企業聯合舉辦和經營學校,學校向部分學生(學區外擇校入學者、低于學校錄取分數者)或所有學生實行高收費。這類學校一般都采用“股份制”辦學模式。

        “名校辦民!钡哪J。一些原公辦重點學校利用其品牌和管理資源,舉辦相對獨立而又在相當程度上歸屬于該名牌學校的民辦學校。如有些地區,在實行初、高中分離的過程中,有些重點中學將初中部(屬于義務教育階段,這類學校因與義務教育法抵觸而受到社會廣泛質疑)實行分離轉制,使之成為相對獨立的國有民辦學校。

        優質公辦學!胺菩汀蹦J。這是一種在師資、教學設施以及社會影響等方面具有優勢的重點或準重點學校引進民營機制辦學的模式。學校轉制后,招生可通過考試擇優錄取,可按辦學成本收取較高的學費、雜費。

        公辦學校產權轉讓型模式。將原公辦學校整體拍賣給私營企業主,轉為純粹的民辦學校。

        “校中!、“校中班”模式。在公立學校中設立一所內部學;驇讉特別的教學班,采取高收費招生和特殊待遇對學生進行教育。這種做法后來在1998年國務院轉發教育部《關于義務教育階段辦學體制改革試驗工作的若干意見》的文件中被禁止。

        可以說,在以上這幾種不同改制模式間也有交叉,教育界為探索改革也付出了代價。這些積極主動的改革探索有些已經被實踐證明是正確的,對于推進全國基礎教育發揮了重要作用;也有一些造成了國有教育資源的流失,引起了擇校高收費的現象,已被禁止。經驗和教訓在體制改革的探索中都是必要的和可貴的,值得學校管理體制改革參考。

        高校民營機制的獨立學院建設。21世紀初,隨著中國高等教育規模的快速增長和各項改革的深化,一些地方和高校在高等教育辦學機制方面進行了大膽探索,其中普通高校以民營機制和模式試辦的相對獨立的二級學院或獨立學院發展較快,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說是基礎教育中各種改制嘗試的“大學版”。浙江大學城市學院和華中科技大學武昌學院,是較早申辦和獲批的獨立學院。獨立學院辦學經費主要靠政府導向、民間投資和學生繳費,但它依附于母體校,可利用母體校的無形資產和部分教學與管理資源。由于各地高等教育發展的內外部環境以及政府的政策不同,這類辦學模式的發展狀況在各省之間有很大差異。目前獨立學院在全國范圍內普遍存在,其中以湖北、江蘇、遼寧、浙江等省較多。

        不可否認,在辦學體制的改革中也時常會出現一些不規范的問題和行為。對此,未改制的公辦學校有意見,純粹意義上的民辦學校也有意見。公辦學校認為這些學校享受了政府特許的擇校和高收費的政策,吃了“偏飯”;民辦學校則認為競爭不在一個起跑線上,這些學校既吃“皇糧”,又吃“雜糧”,腳踩兩只船。他們都認為轉制學校使公辦學校和民辦學校處于不公平的競爭狀態之中。

        為了貫徹《中華人民共和國民辦教育促進法》,體現公平競爭的要求,2004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民辦教育促進法實施條例》第六條中明確了進一步的制度設計,規定了公辦學校參與舉辦的民辦學校應當具有“五獨立”,并要求“參與舉辦民辦學校的公辦學校依法享有舉辦者權益,依法履行國有資產的管理義務,防止國有資產流失”。

        回顧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民辦教育發展的歷史,體制上的探索和完善十分關鍵。自20世紀50年代之后,由于政治的原因,中國的私營經濟消失了近30年,相關的政策法規也沒有為民營經濟留有空間。改革開放后,民營經濟再次出現,也期待著在地位、政策、思想、制度等方面得到扶持和完善。但由于此前公有經濟一家獨大發展模式的慣性和相應社會意識的影響,對民辦經濟和民辦教育的誤解和制約也非同小可,尤其在法律規范、社會輿論、稅收政策、平等競爭、評價標準、教師地位等方面,還存在諸多的不理解和制度層面的不完善現象,在相當程度上限制了民辦教育的發展規模與速度,也在一定程度上未能充分營造適合民辦教育正常發展的社會環境。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和民辦教育自身的發展,一方面民辦教育的成績和公益性逐漸體現出來,其地位、價值和支撐教育半壁江山的現實也逐漸得到社會的廣泛認可;另一方面,對應的法律政策經過廣泛的協商和實踐的印證而不斷完善,社會對民辦教育認識日益客觀和公正,也逐漸影響相關制度的調整與規范。對此,黨和政府予以高度重視和大力扶持,認識到在民辦教育的發展進程中,道路還是不平坦的,還有許多相關的政策和制度問題需要改善,還有許多來自實踐、需要解決的現實問題擺在面前,成為在教育體制改革方面需要繼續探索的重要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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